问责制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责任追究制。问责的目的，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，更主要的是监督、督促，促进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，从而成为效率政府。问责制的来源可追溯到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以及“社会契约论”等思想。至今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继承
和发展了这种思想，因为它的功效不仅仅等同于报道中的成绩，这种制度还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；有助于形成自觉负责的行政理念；有助于抑制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等等。
具体到我国，自2003年“非典”引发的“问责风暴”开始，行政问责制才从中央到地方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。以2004年7月《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》实施为起点，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式走到“依法问责”的实践环节上来，这一步迈出，对于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而2005年4月21日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，又进一步将行政问责从最高效力的法律层面确认了其合法性，为我国责任制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。
当然，在问责制不断取得发展的同时，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。行政问责制的信息壁垒过高；制度缺位；相应的法律、法规尚不完善；缺乏行政伦理建设等问题一直阻碍着问责制的健康发展。这也是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障碍，所以，怎样消除问责制存在的弊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。对此，我们首先要建立健全问责制的体系，使问责制度经常化和程序化；其次是完善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；第三要推行政务公开，拓宽问责路径；第四是完善政策环境，加强新闻媒体监督作用。若以长远计，强调人本理念，培育公民社会则是必行之策。
加大问责力度，建立责任制政府，是政府秉承“有权必有责，用权受监督”的执政理念的表现，只有将问责制继续发扬，才能使我们的政府做到“权为民所用”，才能控制权力的滥用和扩张，实现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和谐互动，进一步促进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为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总而言之，问责制的推行，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亮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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